早在2006年的越共“十大”之后，越南政府即规划开发越南中部高原的铝土矿——越南的铝土储量世界第三，但他们却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开发，越南计划在未来10年中吸引15亿美元外资开发铝土矿 。
工程的前期建设始于2008年，尽管当地环保组织不停宣传这一工程的环境危害，但却从没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 。
直到2009年1月，已经98岁高龄的“奠边府之虎”、在1955年至198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防部长的武元甲大将，发表致总理阮晋勇的公开信，要求“暂停铝土矿开发项目” 。
越南全国为之震撼——电视，报纸，网络……几乎所有媒体都是公开信的内容 。
与此同时，关心这一项目的各界人士也在迅速团结，从体制外的NGO、宗教界人士，到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甚至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发表意见 。
总理阮晋勇不得不下令暂停开发，重新审查 。
2009年4月9日，越南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共同讨论铝土矿开发问题 。
当天，武元甲大将再发第二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以种植咖啡、茶叶等传统作物为主的地区，进行可能造成巨大污染的项目时，一定要谨慎” 。
那年5月7日是奠边府战役胜利55周年纪念日，越共中央领导们照例要去拜会这位共和国元老 。
这一次拜访通过电视转播，很多越南人记忆犹新：农德孟、阮明哲、阮富仲……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在武元甲大将身边就好像接受教训的小学生们一样，垂手肃立，一言不发 。
在越南国会，国会代表们纷纷质询：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投资决策没有通过国会审议 。
根据越南国会2006年66号决议，任何超过20兆越南盾（约合10亿美元）的投资决策都必须通过国会审查 。
而国会代表们发现，这项铝土开发项目被政府分割成许多个小项目，无需通过国会审议而直接批准——愤怒的国会代表们立刻要求总理提交整体方案，而政府也随后向国会提交了详细的报告 。
最终越南政府还是度过了这一难关 。
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国会投票通过了政府最终提交的方案——越南国会绝大多数代表由“祖国阵线”提名，而“祖国阵线”为越共及其外围组织所控制 。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国会就是“橡皮图章” 。
2010年，当越南政府再一次提出要投资上百亿美元建设河内到胡志明的高铁项目时，被国会投票否决 。
“最大民主资源是胡志明”
“越南一直有民主传统，而最大的民主资源就是胡志明 。
”前越南总理经济政策顾问、越南革新开放政策的重要智囊“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LeDang Doan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
“我们的国会，英文叫NationalAssembly 。
这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 。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国会就是国家的代议机关 。
”Doanh教授强调说，“胡志明时代，越南实际上是联合政府，除了越共，越南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参与到了国家管理的每一个方面 。
胡志明任命的第一个内阁，几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
”
这或许是越南政治最特殊的一个事实 。
越南依然部分保留着法国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传统：不仅是国会的名称，越南总理还要定期接受国会代表质询，国会对重大事宜常进行公开辩论 。
然而，另一方面，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总是面临着更多元老的质疑 。
除了武元甲大将之外，“十大”之前，包括前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在内的一批元老也曾公开批评本届政府 。
面对这些元老，至少表面上，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们不得不表示足够的尊重 。
胡志明曾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善于联合各方力量的领导者 。
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与其他政党一起合作，组建越南独立联盟，说服阮氏王朝末代皇帝保代退位，在尚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越南民众中获得巨大认可 。
越共的早期领导人在极为年轻时就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 。
事实上，直到1996年黎可漂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前，所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都在1930年代就加入了越共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 。
而胡志明的早逝，使这些几乎具有同样资历和经验的领导人们，得以保持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平衡 。
这种平衡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
“如果他退休，则可能出现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职务都由‘南方人’（指越南统一前的南越地区的人，本报注）担任的状况 。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DavidKo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不利于越南从1970年代以来就建立的南北平衡 。
”
而政治平衡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越共中央的各个领导都需要更多来自地方的支持 。
从1990年代“革新开放”正式启动开始到2010年，越南的省级行政区从三十几个增长到64个，而本届党代会也被认为是地方势力的一大胜利，来自地方的中央委员总数是历届最多 。
“中央政府，包括现任总理阮晋勇希望能向地方分权，甚至在经济管理上也赋予地方更多的权限 。
希望能以此促进改革 。
”Le DangDounh对本报记者说 。
改革的主要障碍
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力推这一进程的总理阮晋勇一直被视为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旗手 。
进入中央以前，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在胡志明市展开，是典型的“南方干部” 。
然而2010年，超大型国有企业、越南造船工业集团因无力支付高额外债而面临破产 。
尽管越南舆论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造船工业集团也在三个月内更换了4任CEO，但阮晋勇一再为其背书，最终不得不面对国会的激烈质询 。
而当时的国会主席，正是在十一大上成为总书记的阮富仲 。
他常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曾经是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共产》杂志的总编辑、越南中央党校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校长，是典型的“北方干部”，属于越共政治光谱中相对保守的一翼 。
“这种对总书记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
”胡志明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政治观察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阮晋勇留任总理没有悬念 。
”
不过，越南改革面临的困境，绝不只是“北方干部”和“南方干部”的分野 。
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缓慢，才是越南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 。
越南的国企私有化改革采用的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被称为“流动化改革”，亦即通过出售国有股股权给外来投资者等方式，改变产权结构 。
而阮晋勇正是这种“流动化改革”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
但是由于中央权威的缺失，越南很多政府部门甚至军队都有自己的国企，“军事银行”都作为越南国有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仅国营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就有5家，金融和电信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两个行业在越南“超常规发展”，3G通信普及，城市家庭宽带普遍有十兆，各家银行的ATM机则经常在街头排成一串 。
大型国有企业还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展，甚至进军房地产、旅游业等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 。
更多的国有企业则参股或者组建商业银行 。
越南的不少国企，越来越有成为“自筹资金，自谋发展”的黑匣子趋势 。
2010年曝光的船舶工业集团丑闻，正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消耗大量资源进行重复投资 。
”越南著名经济学家 Nguyen Quang A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
越南革新的新命题
尽管医疗保障体系仅覆盖全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高等教育系统依然官僚重重，越南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无产阶级底色” 。
为了向十一大献礼，越共电子报和越南几家国企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国企向山区和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捐款 。
越南依然是周边国家中基尼系数最低的一个，这代表越南的贫富差距在周边国家中最小 。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的基尼系数为0.344，低于周边的泰国、中国等国 。
这当然与越南的仍然落后有关——经过了25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的人均GDP仍只有一千多美元 。
辉傧袼堑母改赶Ｍ哪茄谔逯颇谘扒缶鸵� 。 比起外企职员的收入，公务员收入低而工作强度高，并非热门的就业选项 。 而在2007年，一群前越南官方的核心智囊们、革新开放的早期参与者也建立了“发展研究院（Institue of DevelopmentStudy）”，这个由一百多名体制内专家学者组成的非官方机构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其中一些成员更是直接喊出了促进“民主化”的口号 。 不过，这一公开批评政府的改革措施的研究机构在坚持运行了1年后，于2008年自行宣布解散 。 越共“十一大”闭幕后，《青年报》专访了两名刚刚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 报道的编者按特别说明，之所以专访这两位中央委员，不仅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党内的大人物” 。 35岁的NguyenThanh Nghi是胡志明市建筑大学的副校长，同时还是总理阮晋勇的长子 。 而34岁的Nguyen XuanAnh则是前越共纪检委书记之子 。 在采访中，青年报直接提问：“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到多大比例？” 而近年来的经济成功也让体制内的改革驱动力比2006年越共“十大”召开时有所下降 。 与改革早期的两大任务——加入世贸和实行农村承包制——相比，剩下的改革，阻力或许也相应越来越大 。 越南早期的改革的主题是“解放生产力”，而现下的改革，正是“十一大”上党代表们所激烈争论的，是否应该“全面调整生产关系” 。 ”他说 。
但革新开放依然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和年轻人涌入市� 。
2006年，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几十名国内外的越南知识分子宣布重新组建“越南民主党”，尽管新的政党最终没能顺利注册 。
不过，改革并没有因而脱离既定的轨道，像《青年报》就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 。
最近两年来，越共成功击退了所有希望通过体制外活动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尝试 。
不过Nguyen QuangA、曾经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稳固社会主义政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