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越南的改革开放是学习中国的”

自1986年12月越共“六大”乃效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点世人尽知，越南人自己也从不讳言，并且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避免了类似朝鲜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命运。
从越南实行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革以及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等等，无论从理论和实践都可以找到中国改革的影子。过去的二十多年，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越南一直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年均增速约7%，人均收入已攀升至1,200美元。越南革新可谓颇得中国改革之“真传”，连西方杂志都曾评论说：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好学生”。

以上似乎能够印证——包括阿松在内的几乎每一个越南导游必说的又一句客套话：“越南的改革开放是学习中国的”。我所以说是“客套话”，那是在我看来“实不尽然”。从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将近80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从骨子里就从不缺少“开放”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而只是选择了适当的时机无可抑制地喷涌而出！

事实也是如此！有文章指出：越南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从来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借鉴地拿来，符合实际地运用，绝不生搬硬套。例如，中国创办深圳、蛇口、厦门等经济特区取得了成功，引起越南关注。但越南经过考察研究后认为，上述特区的成功得力于临近香港、澳门、台湾的地理优势和大量侨资的汇集，越南没有哪个地方具备这些条件，故此不予照搬。
其次，越南的革新也不是眼睛只盯着中国，而是广泛学习其他国家的制度经验，这样就使得革新有可能超越它的参照物。对于我这个不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普通游客来说，一旦接触和了解到越南“改革开放”的“过格”之处，还是让我感到吃惊不小。

1、官员可以公开经商

去海防省的途中，我们照例停车，进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店购物，指着琳琅满目的红木雕刻工艺品，阿松告诉我：这是海防省一个官员开办的，在越南官员是可以公开经商的！

在这样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里，官员私下里“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地搞腐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居然还允许官员公开经商，难道就不怕其腐败泛滥成灾？！抑或是让经商的官员从“地下”走出，在法律和大众监督下，来个“阳光操作”不成？！纵观西方国家政界人物往往也具有大财团的背景和不菲的身价，可是他们一般是在商业成功以后通过竞选走上政治舞台的，而且受到严格的、相对成熟的司法和舆论监督，像当前仍活跃在西方政坛的施瓦辛格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这与一些靠官场起家，利用手中权势来“寻租”和“玩空手道”的官员来说，自然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难怪阿松要说：正因为当官能捞到好处，所以越南仅仅8000多万人口，就设立64个行政省和直辖市，比中国的34个省、直辖市（含港、澳、台特别行政区）还多，就是“变着法子”让官员去放手捞钱！他的话虽难免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挣扎与无奈！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越南党和政府敢于这么做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解读！市场经济之所以带来繁荣，在于它倡导经济自由并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市场主体可以从事法律不禁止的任何活动。换句话说，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与之对应的是——建立并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对于后者，越南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房子是“名副其实的私有财产”

在越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临街的房子都是门面很窄的那种，而房屋的进深倒是普遍很大，楼层似乎也不节制，稍微有点钱的人家，能加盖3——4层，形成了越南城乡一种特有的“瘦高型”的建筑风格。而凡是门面宽大阔绰的，不是政府机构就是大企业或大机构。




问过阿松才知道，越南的房价也很贵，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房价与中国的二线城市南京、杭州相差无几，就在我感叹咂舌时，阿松补上一句话：“跟你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越南的房价贵是包含了房基土地的！”在越南，私人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很多人都是自己买地建房。由此得知，越南的房价之高不输于国内，甚至在某些地方还高出一些是有其道理的！想到咱中国的老百姓自己花钱买来的房子，却只有50年，至多也不过70年的“所谓产权”，心里颇感不是滋味。

　　3、政坛选举与决策趋于民主化

越南的革新开放也曾经历过许多挫折。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大环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许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逐步暴露和尖锐化，仅就通货膨胀而言，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人民币兑换越盾，就由1：1800到目前的1:3000。因此寻求政治体制的突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首先，政治体制体现更多民主。在越南，越共是执政党，也是唯一合法的政党。从越共“六大”起，防止专制独裁在越共内部逐渐形成共识，民主的制度架构开始在党内和国家层面缓慢地建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央委员会对重大事项享有决策权。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计划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一制度使得中央委员会能够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构成制衡和监督。
二是实行中央委员会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
三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将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并按一定的差额比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四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进行广泛的全民大讨论。
五是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
在国家层面，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领导权配置相对均衡，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越南的最高权力体制可以概括为“四人架构”，即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越共总书记不兼任国家主席和军队最高领导；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此举使党权、军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得到分立并形成制衡关系。
二是国会权力得到彰显。早几年不仅否决了“禁止罢工条款”；还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将一些关键性产业如金融、电信、运输、石油天然气、传媒等设定为“附条件投资领域”，外资必须以合资方式进入这些领域，并不得享有控股权。国会代表还有权就某一问题质询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一位政府成员，质询场面向全国直播。

表面上看越南的政治改革步伐似乎比中国走得快，但是结果如何我们仍须拭目以待。毕竟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力渗透下，谁也无法保证——在表面多数选票的掩盖下不是一场“和平演变”；罢工浪潮不会最终演变为西方政客所乐见的“颜色革命”。（待续）